北京科技创新贡献率研究的意义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社会交往中心，而且具有特有的科技创新优势。在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下，北京在创新人力资源、研发投入强度、知识产出水平以及科技合作与交流等诸多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关村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内知名高校也为北京的创新城市建设做出突出的贡献。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北京积极推进与实施研发国际化战略，广泛进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合作，深化拓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在合作发展研究、教育培训、科学实验、协同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本报告主要从理论研究、变量的选择与确定、测算方法研究、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研究等几方面进行展开研究。
科技创新与生产率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科技创新就是生产率。其实，尽管科技创新和生产率联系密切，但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仅从语言逻辑上讲两者就存在差别，科技创新属于模糊概念，而生产率则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两者虽有一定的重合，但差别还是较为明显的。
从生产函数导出的一系列算式可见，测算科技创新速度和科技创新贡献率只要知道既定的产出量和综合要素投入量，并确定α和β即可。但实际却是较为复杂的：一是因为任何一个变量都会有多种选择，而每种选择都不是十分完美，都存在局限性。二是因为基于理论的选择是否与现实相一致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政府统计的现实状况，不能提供与测算理论吻合的、质量较好的统计数据，尤其是在测算结果与经验判断不相符时，总是需要通过多种变量的选择来对结果进行修正。这无疑增加了变量选择和测算的复杂性。
基于以上生产函数及推导出的一系列算式，最基本的测算需要的变量至少有三个，即产出量、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
一般认为，如果对于宏观经济或者产业经济的科技创新贡献率进行测算，生产总值（GDP，产业经济习惯称为增加值）是衡量产出量最为理想的变量。但是，《生产率测算手册》对此提出一个匹配的问题。
《生产率测算手册》指出，产出量的确定应与投入量相匹配。如果投入量只包含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生产总值应是衡量经济产出最为理想的变量。如果投入量不仅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还要包括中间消耗（中间消耗的变化也会对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产生影响）时，产出量应选择总产出变量。因而在本章中我们仅就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这两个变量的选择和确定进行讨论。
前 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与提高生产率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技成果的应用促进了现实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带来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同时创新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增长中也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是通过改进人力、物力投入的有效性与质量，即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增加额外的资本和劳动。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宏观和微观决策管理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从而从更高层次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具有少投资或不投资就能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特点。于是有效采用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吸收新的技术成果，改善管理的组织过程，促进产业技术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产业的高层次和产品的高密化，就可以促进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其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主要途径。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可以缓解资源的稀缺性程度，一方面，创新能力的提升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使最大可能的产出组合尽可能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另一方面，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使未预见利用价值的自然物成为现实的宝贵资源，使用同样的资源投入，就可以使生产可能性从原有的低利用率提高到较高的位置，这为人类突破资源供给的限制带来了希望，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用于投入的资源，如资本、劳动、能源、设备等存在着比发达国家更多的种种约束和限制，因而通过创新来节约资源，高效率地利用资源，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经济增长的积累，以粗放经营为主的增长方式带来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矛盾愈显突出。这就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由原来的外延式增长、转向主要通过具有高效率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而实现内涵式的增长，而这种转变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这是因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其在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份额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化。因此，它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助推器。
最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我国现阶段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迫切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大量的资本投入，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然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不再无限制供给，而劳动力的短缺可能导致资本报酬递减。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转变发展方式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经济从目前高度依靠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增长模式上来。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有效应对资源环境等对我国经济增长日益加快的约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研究科技创新贡献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创新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科技创新贡献率研究不仅可以描绘出国家、地区或部门的科技创新状况，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这是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无论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还是制定地区的发展战略，都应当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这是我们由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逐步转向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效益比较差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依靠科技创新提升经济效益摆在发展战略的高度上去认识。
研究科技创新贡献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即分析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研究科技创新贡献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正是由于科技创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对测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诸多问题的兴趣。通俗地讲，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围绕创新问题展开的，经济学研究中的边际成本、边际产出、以及我们常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路，其实都与科技创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社会交往中心，而且具有特有的科技创新优势。在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下，北京在创新人力资源、研发投入强度、知识产出水平以及科技合作与交流等诸多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关村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内知名高校也为北京的创新城市建设做出突出的贡献。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北京积极推进与实施研发国际化战略，广泛进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合作，深化拓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在合作发展研究、教育培训、科学实验、协同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工作时，对北京的战略定位、建设与管理、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北京要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新时期北京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样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指导下，对北京科技创新贡献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建成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不仅要在科技投入、成果产出、技术成果市场化、产业高端化等多个方面起到标杆和示范作用，而且要求科技创新对首都发展的贡献达到较高水平。长远来看，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必须努力使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科技创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为重要的途径。此外科技创新也应该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如大气污染防治、交通治堵、垃圾污水处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做出贡献，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对北京科技创新贡献率进行研究和测算，对于了解北京现实的科技创新水平，依据科技创新实现上述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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